人民大学跳楼（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出来是干吗的）

本文目录

•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出来是干吗的
• 人大主任坠亡是什么原因
• 读完中国人民大学能干什么职业
• 中国人民大学最高的楼是哪栋楼什么名字
•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出来是干吗的

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富有成就的高级领导干部，商界领袖和学者专家。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科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很多兄弟院校在上述领域著名的学者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骄傲----部分人大杰出毕业生名录 政界 刘延东－－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马凯－－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研究生毕业） 芮杏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专修科学习） 杨白冰——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 肖扬－－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7年－1962年，本科）。卸任后，于2009年6月10日受聘为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李鹿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韩叙－－著名外交家，前中国驻美国大使 谢平－－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 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苏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项俊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上海第二总部主任（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朱文矩——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刘鹤——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鸿儒——国家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著名金融学家 张肖——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行长 邵宗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张 塞——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高昌礼——原司法部部长 马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院毕业） 林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法学院毕业） 张军——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法学院毕业） 祝铭山——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法学院毕业） 王景荣——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四川省委副书记（法学院毕业）*何访拔——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院毕业） 杨业勤——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院毕业） 姜伟——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院毕业） 张济民——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吉林——曾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现任北京市副市长（法学院毕业） 李适时——曾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法学院毕业） 白美清——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楚庄——民进中央副主席 陈锦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曾任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主任） 张怀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57年－1961年，本科） 宋德敏——全国政协秘书长 朱作霖——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卢之超——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李容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星浩——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李岩——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刘济民——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柳随年——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物资部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 刘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王厚德——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王曾敬——原纺织部副部长 王忍之——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夏道生——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 曾宪林——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 张天保——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法学院毕业） 张志坚——曾任国家机构编制委办公室主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 肖捷——原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财金学院毕业） 朱训——原地矿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马毅民——曾任国家物资部副部长

人大主任坠亡是什么原因

“人大主任坠亡”：人大主任坠亡？人大主任坠亡让人震惊。人大主任坠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大主任坠亡，人大主任是谁呢？人大主任坠亡，为什么会坠楼呢？人大主任坠亡，是自杀还是他杀呢？人大主任坠亡背后是否牵连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人大主任坠亡年仅39岁，真可惜！人大主任坠亡引发网友纷纷热议。人大主任坠亡，网友纷纷揣测其坠楼原因。人大主任坠亡，传言称与其他老师有矛盾。人大主任坠亡警方排除他杀可能。人大主任坠亡事情始末是怎样的呢？人大主任坠亡：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廷炳在学校科研楼坠楼身亡，年仅39岁。，校方称曹教授为高空坠亡，正积极处理善后。海淀警方表示，已排除刑嫌。
人大主任坠亡：二楼室外平台发现尸体
　　3月19日下午，网友“滕怀英小朋友”发微博称，人大一男教授从科研楼9层男厕所跳楼身亡，“杀死他的是抑郁症吗？”微博同时贴出一张现场图片。
　　人大科研楼，2楼男厕所的窗子玻璃等已消失，窗外，是大厦二楼的室外平台。平台上放着几束黄白色的菊花，旁边隐约仍可见到暗红色血迹。
　　科研楼多位教师及学生称，坠亡者是化学系主任，名叫曹廷炳，“可能是高层坠亡，尸体落在2楼的平台上。”
　　该校一保安队长说，据他所知，3月17日下午5点多，有人在科研楼上厕所，发现有人坠亡，遂报警，警方很快到达现场勘查，并将死者遗体拉走。
　　人大主任坠亡：系高空坠亡已排除他杀
　　人大科研楼，理科楼等一楼大厅以及学校官网上，张贴着关于曹廷炳教授的讣告及其生平简历。讣告称，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廷炳同志，于2012年3月16日在北京不幸辞世，终年39岁。讣告署名为“曹廷炳教授治丧委员会”。
　　“很吃惊。”人大化学系一负责人称，曹教授尸体被发现在科研楼2层平台上，但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死因，“是跳楼还是不慎坠楼，也不清楚。”
　　“曹廷炳教授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称，目前院系领导和曹教授家属正在进行善后处理工作，之后将举办悼念活动。
　　 人大宣传部表示，经警方调查，曹教授为高空坠亡，已排除他杀可能。“坠亡原因正在了解中。”
　　海淀警方证实，3月17日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证实一名男子坠楼身亡，已排除刑事犯罪嫌疑。
　　人大主任坠亡：逝者为人幽默和同事关系不错
　　人大化学系一负责人介绍，曹教授作为化学系主任，和学校、系里老师等的关系一向不错。“曹教授爱钻研一些化学方面的课题，有时候比较幽默”，该负责人说。

读完中国人民大学能干什么职业

• 可以干记者、等职业。

• 根据你的专业，你的兴趣爱好去找相应的工作，在找到的工作里选择你喜欢的职业。

中国人民大学最高的楼是哪栋楼什么名字

你要跳楼啊？太好了！跳之前请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帮你通知MTV的狗崽子们。
人大最高的应该是明德楼主楼，西门内路北。不过明德法学楼最壮观了，因为门前有大阶梯，跳下来摔到大阶梯上保证立即离世。在明德主楼的东侧。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背后——曾在课堂称自杀是勇者行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