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工业军阀（近代军阀是怎样形成的）

本文目录

• 近代军阀是怎样形成的
• 1911年到1949年民国工业取得哪些成就
• 北洋军阀是怎样统治中国的
• 中国军阀割据的时间
• 你认为最厉害的军阀是哪位
• 你认为最厉害的军阀是哪位呢

近代军阀是怎样形成的

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乃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2）。湘淮军起源于曾国藩、李鸿章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王定安在《湘军志》一书中谈湘军管制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点，却恰恰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进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进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16年以后，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与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卖国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从其在华侵略利益出发，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地支持某一派军阀。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 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覆灭，方始得以实现

1911年到1949年民国工业取得哪些成就

第一阶段：1912民国成立——1918一战结束状况：进一步发展阶段（短暂春天、黄金时期）原因：①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客观外部条件）；②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③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抵制日货等以及“实业救国”风气的形成，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但一战期间，日美加紧侵华，民族工业发展也并不顺利第二阶段：1918一战结束——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状况：发展受挫原因：① 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加紧对华侵略② 封建主义的压迫控制、封建军阀混战，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第三阶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状况：获得显著发展（夏天）原因：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以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等措施，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显著发展。(但由于官僚资本的挤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民族资本的发展仍然受到阻碍)第四阶段：1937－1945年抗战时期状况：日益萎缩（秋天）原因：① 沦陷区，日伪政权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侵华资本膨胀，毁坏或吞并民族工业② 国统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空前加强。官僚资本乘战时民族工业之危，吞并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掠夺。第五阶段：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状况：陷入绝境（冬天）原因：解放战争时期，为内战筹集军费，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掠夺措施① 国民政府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② 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③ 寻求美国的援助，使美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④ 官僚资本依赖垄断地位排挤压制民族资本主义

北洋军阀是怎样统治中国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但1912-1928年中国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农业方面 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14年4月11日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条例共为8条,规定了凡扩充或改良农产畜牧，可依本条例获得奖励；同年11月3日,北洋政府又颁布了《森林法》，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预防水患保养水源；1915年6月30日,更颁布《造林奖励条例》，具体规定了给奖办法，对造林在200亩至3000亩以上者，分五级给予荣誉奖励,对"凡经营特种林业于国际贸易有重大关系者，或胜造船筑路等各种大工程之用者，农商部认为有被助之必要时，得按其面积株数，核给奖金"。这些奖励政策，不仅旨在促进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旨在为轻工业开发原料，为农业改造生态环境。以上这些奖励政策的出台，刺激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这一点从当时各种作物种植面积和在出口货物中所占比重的消长情况可以看出。在经济作物中，种植面积增长最快的作物为棉花、蚕桑、烟草、大豆、花生等。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在中国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带，逐步形成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如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农业专门化的发展,表现了中国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的程度。 二、工矿业方面 1911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除少数兵工厂外,大约有75个制造业和33个煤矿、金属矿，而且这些厂矿均建于1872年至1894年期间。从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一定增加，但从绝对数量上看与1918-1922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算多。 从1913-1928年中国公司在全国公司企业中的比例由7%上升到22%，到192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2年增长了近6倍。1912-1920年工矿业为稳步发展阶段，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其资本都有大幅度稳步增长。据统计在1913年前，全国登记的工矿企业有698家，资本为33082元，工人有20万多。到1920年，全国工矿企业增加到1759家，资本额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工人增加到56万多，增长了167%。这一时期年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3.4%。1921-1928年企业数仍然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企业资本总额增加不多，中国工矿业进入缓慢发展阶段。 三、金融业方面 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对金融业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商业在往来流通中，通常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运作。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就把原大清银行和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和新的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创建伊始实际资本不过300万元。后来通过招商股扩充资本，到1920年已有资本1229万元，此后,总行又在地方省市陆续设立分行。 新的交通银行由于拥有铁道、航运、邮政、电报四个系统的存款业务专权，资本实力雄厚。之后随着中国邮电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银行的　　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以上两大银行外政府还设立了7家专业银行，拥资7000万元。就在政府兴建官办银行的同时,地方银行和私营银行也发展起来。在地方上，各省市和军阀统治区内，各式银行纷纷冠名建立。1915-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之多，其中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大银行均在此时建立，中国银行业亦由此进入了日臻发达的时期。这些银行建立后，并不完全受军阀地方势力操控。它们中的一部分利用政府提供的充足资金，开展正当的存取汇兑信贷业，调剂资本流通，扶持地方产业发展，同时也使自身得到了发展。 长期以来每谈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人们都会笼统地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各国无暇东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912-1928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纯某种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完全作为下，多种以下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北洋军阀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施的结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学熙曾经两度出任财政总长。他凭借着袁世凯、徐世昌、熊希龄、颜惠庆等政府要员的支持，以政府为后盾，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实施实业政策。他二次上台就积极贯彻他的财政方针"整理田赋,调整盐产,清理官产,施行烟酒公卖"，筹办实业银行和兴办工业。 （二）是地方自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自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就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一时期里，中央政权控制不了地方政权，反映到经济上就出现了中央财政不能控制地方财政，相当一部分军阀划地而治。军阀为巩固和扩充地盘，实施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例如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山西近代工矿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三）是民众爱国运动对民族经济的推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混乱政治黑暗，军阀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引起国人的愤慨，引发了一系列的爱国政治运动。1915年日本逼迫北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广大民众就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运动。运动在经济上则表现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运动，运动的效果一方面抵制了日货倾销，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国货的需求，带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这种效应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更为突出，这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四）是人口迁徙与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经济壮况是一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基础，而人口变动又直接影响到生产、消费与积累。人口迁徙是人口变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与社会经济变动的关系最密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最直接。20世纪初，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水旱灾、匪灾频繁、租税繁重，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许多百姓为逃避战祸大规模迁徙。这一时期华北各省人口大规模迁入东北地区，使外国在东北地区的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缓解了东北地区劳动力相对紧缺问题，对东北地区近代工农业发展重要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和交通业的发展，许多过去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夫、挑夫没了生计，成为流动人口又一大来源。这些流动人口为了维持生活，纷纷涌入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混乱，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北洋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失控，使之不能任意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在如此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然有所发展。北洋军阀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完全没有作为，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及政府的这种不完全作为，反而使辛亥革命影响、国际市场的新变化、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的爱国运动和人口迁徙等各种社会因素更充分的调动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军阀割据的时间

1. 中国军阀割据的时间是1911——1925

2. 军阀的各方势力如下

3. 北洋军阀的代表者是袁世凯。

4. 皖系军阀的代表者是段祺瑞，这个势力是最大的。其中还有几位主要将领

   徐树铮、卢永祥、靳云鹏、倪嗣冲、陈树藩、段芝贵等这几位。

5. 奉系军阀，这是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因为其首领是张作霖是奉天人，所以以此得此名，有几位主要人物，是吴俊升、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杨宇霆、张宗昌等。

6. 晋系军阀，这个首领是阎锡山，也有几位主要将领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

7. 滇系军阀，这个是唐继尧为首，他们把云南新军变成一支控制滇政，称霸西南的军阀队伍。

8. 桂系军阀，这是陆荣廷等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代表的新桂系。

9. 西北军阀。华民国初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发迹的军阀，主要成员有冯玉祥所统帅的“国民军”。

10. 黔系军阀，这是西南军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

你认为最厉害的军阀是哪位

在近代民国的历史上，最厉害的军阀我认为应该有两位，其一当属张作霖，其二便是阎锡山.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是辽宁的海城人，由于家里条件很差，他长大之后便干起了土匪和强盗的勾当。由于他从小就没有受到过高教养，所以到了长大后还是不认识字，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

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莽夫，到最后却是自己杀出了一片天下来，成为了清朝末期的时候，一直以来都剿灭不了的一股势力，到最后还被“招安”成为了国家力量的一部分，被封做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到了清朝覆灭以后，张作霖又凭借自己那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成为了东北“奉”系的老大，那时候的中国军阀林立，处于了一种民国乱世，但是张作霖却能够在这乱世当中，不仅将自己的东北三省治理的井井有条，还把奉系的军队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跟国家军队相媲美的地步。

不仅仅是陆海空三军俱全，还大量的从外国引进船只炮舰，飞机坦克，成为了民国时代真正的王者，实力举国之下，无人匹敌，他最巅峰的一刻，还是他打赢了直奉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的他被称为了国家最高统治者。

直奉战争胜利之后，张作霖就开始扩大起自己的地盘，他从都东北三省一直扩大到了整个中原，那时候包括有江浙、热河、直隶，江浙等都成为了他的势力范围，当时就是连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也是他的盘中餐。那时候的张作霖如果把他所有控制的省份加起来的话，那绝对比那些资本主义强国都要大，根据后来历史学家的推算，张作霖实际控制了大于英法德澳意等八国领土的总和！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作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到最后却是被张学良给败的一干二净，张作霖要是知道在他死后，自己的儿子张学良竟然把奉系庞大的家底全部败光，还让东北军那么强大的各种武器装备，和负责打造武器的军工厂等，到最后全都尽数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估计会被直接给气疯掉！

其实，除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之外，还有一个军阀同样无比强大，虽然说他打不过张作霖的东北军，但是却是近代史上活跃得最久的一个军阀，他便是晋系军阀的阎锡山。

从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阎锡山就成为了山西的都督，然后期间一共统治了山西长达38年之久，完整的贯穿了整个民国时代。

阎锡山能够统治山西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也是有着其过人之处，毕竟，他的部队在民国乱世的期间算不上一流水平，但是阎锡山却极其擅长利用山西封闭的地形，采取了易守难攻的政策，稳稳的守住了山西。

就像当时的军阀大混战之时，可以说是战乱四起，到处都是响起了枪炮声和打杀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却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要是没有便宜可以捡的话，他的大门永远都是紧闭着的，除非有稳赢的把握和大便宜可以捡。

要不然，哪怕是在这么大的战役上，他都会选择按兵不动，除此之外，阎锡山还有这么一条策略，那就是谁最强大他就会依附谁，让他们充当自己的保护伞和靠山。

阎锡山的内部也是一片和平，他对山西的经营还是非常用心的，在他的统治之下，山西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基本上很少跟其它军阀大家，不管是在工业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因为阎锡山的这种策略，所以老百姓们在明知道他是个大军阀的情况下，还非常拥护他，这也是为什么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之后，还能够快速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没能在阎锡山这里取到任何的便宜。

所以，关于“你认为最厉害的军阀是哪位？”的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最有选择性的就是以下两位人物了。

其实阎锡山可以说是活跃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军阀，也是最稳妥的；而张作霖的话，他是在所有军阀当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也是最传奇的一个军阀。

你认为最厉害的军阀是哪位呢

首先要弄清楚军阀的定义，比较通俗的来讲，军阀就是在有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凭着武力割据一方的私人化军队领袖。

要定义军阀，要有三个要素：1、私兵；2、地盘；3、武力统治。

按照这三个要素去定义，袁世凯，蒋介石都不能称之为军阀。同时，孙中山也不能称之为军阀，因为孙中山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能够称之为军阀的，应该是阎锡山、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张勋、冯玉祥、李宗仁、龙云、王家烈、唐继尧、陈炯明、孙传芳、刘湘、刘文辉、西北诸马、盛世才、张宗昌之类的人（民国年间，大小军阀很多，这是列举一部分实力比较强大的）。

那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活跃时间最长的当属晋系军阀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阎锡山成为山西都督开始，到1949年逃亡台湾结束，阎锡山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完整的贯穿了整个民国时代。

阎锡山能够统治山西这么长的时间，自然也是有他的过人之处。说实话，阎锡山的部队在所有军阀中，战斗力算不上一流水平。但是阎锡山很好的利用了山西比较封闭的地形，易守难攻的特点，稳稳的守住了山西。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战乱四起，阎锡山很少主动和别的大军阀争个你死我活，而是坐山观虎斗，有便宜就上，没有便宜就把自己的大门守好，我也不去打你，你也别来打我，谁最强大，我就依附谁（当然，中原大战是个例外）。

应该来说，阎锡山对于山西的经营是非常用心的，在他的统治下，山西是战乱较少的一个地区，为山西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工业和经济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而且，阎锡山在山西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还算是比较得民心。所以，哪怕是在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还是能够很快东山再起，重新掌控山西。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没能将自己的势力伸到阎锡山的地盘。

如果说阎锡山是活跃时间最长的军阀，那么张作霖则可以算的上最传奇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