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如何成为驾驭全局的“统帅型”企业领袖）

本文目录

• 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如何成为驾驭全局的“统帅型”企业领袖
• 5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
• 张良是如何炼成中国历史上第一谏诤高手的

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如何成为驾驭全局的“统帅型”企业领袖

三国时的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来说是一次真正确立霸主地位的战役，经此一战，袁绍拱手让出了北方霸权，本来，袁绍是完全有机会赢取这场胜利的，那么袁绍究竟输在哪里？陈寿的《三国志》认为曹操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用人，或者说是善于激励人才。

曹操很早就预见到，要想在汉末乱世时代成就一番霸业， 人才是关键，有了人才就有了最关键性资源， 所以曹操曾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提出了 ”唯才是举” 的口号，这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几乎颠覆了当时人们的传统用人观。 他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如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的崔琰和毛玠，曹操就让他们去主管选拔官员的工作，结果他们推荐上来的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如做事任劳任怨的枣祗和任峻，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屯田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还有一个叫文聘的，原是刘琮的部下，赤壁之战前刘琮投降了曹操，当时他劝文聘一起投降，但文聘不肯，一直苦守着工作岗位，一直到曹操南下过了汉水，文聘才去见曹操。曹操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他非常严肃地说，我原来是跟随刘表报效国家的人，现在我没有做到这一点非常惭愧，因此我只想守住这个地方，做到既无愧于地下九泉的人（刘表），也无愧于他托给我的孤儿（刘琮），我是万般无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来见你的，哪有心思和脸面早早地来见你呢？说完号啕大哭。曹操一听，肃然起敬，赞扬文聘是个忠臣，派他去做了江夏太守。文聘在江夏太守的任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由关内侯、亭侯、乡侯到县侯，爵位上去了，但他一直在做江夏太守，替曹操守住了这个咽喉要地，最终击败了关羽和孙权，为曹操的统一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的方略，只要是人才，都可为我所用、量才而用，以相互信任和科学的激励机制架起了与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士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驭人之术。曹操以这样的一种胸襟和作风广纳贤才，到曹操去世前，聚集在他身边的文臣武将就有几百名，光是重要谋士就有102人，这种人才兴旺的局面最终帮助曹家完成了统一大业。

我们再来看一看曹操的决策，曹操的决策体现为：机心似海，当机立断。

作为领导者可以做错决策，但不能不作决策；可以独断专行，但不能犹豫不决。 比如，2009年末，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自己入主白宫到现在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对自己第一年的工作表现并不满意，但我起码证明了，面对艰难决策，包括那些不受人欢迎的决策，我是敢拍板的!”

当今很多企业主在面对艰难决策时，往往犹豫不决，拖到后来干脆不做决策，他想反正我是老板，我不决策，你们又拿我怎样？殊不知，分崩离析的危险正悄悄靠近。

** 曹操的正确及时决策首先表现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争取政治主动这件事上。**

以曹操为首的魏国是鼎立三国中势力最强的一国。魏国势力强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曹操凭自己的努力，无数次刀光剑影的战争中拼打出来的。

当时董卓打着诛灭宦官的旗号，率师进京后，就把持朝政，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就是后来的汉献帝，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这一切曹操都看在眼里，只是当时自己实力不够，难与争锋。公元192年，王允用计杀死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联军攻破长安，汉献帝就落进他们手中。后来掌控汉献帝者又几次易手。曹操在公元195年击败吕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击败汝南颖川一带的黄巾农民军，攻下许县（今河南许昌），势力更大大地扩展起来。这时汉献帝已回到洛阳，曹操的谋士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议，”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并告诫曹操：”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曹操于是立即派心腹大将曹洪引兵先行，接着又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借口洛阳残破，并用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使自己出外征战时，中枢的大政可由荀彧来调度。汉献帝从此就成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自从曹操迎取汉献帝定都许州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不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于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后发号施令或是讨伐其他政治军事强势集团，都用汉献帝名义，名正言顺，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官员及军队中造就自己的正统地位，给自己的行动带来极大的方便。

官渡之战前，袁绍与曹操双方力量对比，明显是袁强曹弱。袁绍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粮食比较充足。曹操只有豫、兖二州，地狭，兵少，粮食不足。从表面上看，曹操不如袁绍，但从内在的深层次的优势看，袁绍却不如曹操。也就是说硬件曹操不如袁绍，但软件曹操却比袁绍强。正如荀彧分析的那样，曹操有“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的优势，要打败强大的敌人袁绍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曹操才敢于以弱抗强。

当时，两军对峙官渡，正是人困粮缺的时候，曹操感到难以支撑下去，准备撤军，在荀彧的劝阻下，才又苦苦坚持，等待转机的出现。结果转机真的出现了。这就是袁绍的谋士许攸在自己的正确意见多次得不到采纳时，而且又赶上家人在邺城犯法被捕，为防受到诛连，他才投奔了老朋友曹操。许攸的到来，使处在绝望海洋中的曹操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许攸告诉曹操，袁绍的辎重万余车储备在乌巢一带，屯军守备不严，若派轻兵突袭，焚烧他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不出三天，袁氏自然溃败。 正是听到许攸的真实情报和真诚的劝告，曹操才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另外，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查出许昌和军中的人与袁绍暗中联络的书信，当经办人员请示曹操如何处理时，曹操大度地说统统烧掉，这让那些写信的人原本提心吊胆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曹操是深通心理学的人，他豁达地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这样做就消除了众人的疑虑，安定了人心，使部下更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从上面几次关键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比较注意吸收正确意见的人，能分析利弊，择善而从。

曹操广泛屯田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是他的军队开始摆脱缺粮的威胁，使他有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统一北方，进而为统一中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网络

5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

5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解释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深刻阐明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深刻道理。“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既相辅相成，又有机统一，需要从目标使命、价值立场、实践成果的维度进行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

从目标使命维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中整体把握。“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科学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制度依托、物质基础、社会条件、精神动力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基因密码。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内在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进程。

纵观“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提升斗争本领，聚力攻坚克难，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张良是如何炼成中国历史上第一谏诤高手的

谁都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人人都有喜谀恶谏的本性，因此，要想劝说一个人特别是君主改正错误，实行正确的主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劝谏者不但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且必须是一个智者，要善于劝谏，劝谏有术。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张良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张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谏诤高手。

张良是怀着灭秦的愿望进入刘邦的义军队伍，虽然多谋善断，但很清楚自己在刘邦队伍中的位置，自己并非刘邦的嫡系，故而平日里并不多发表意见，表现的不为人先，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设法劝谏刘邦，从而起到一言兴邦的作用。

一

先说刘邦大军进入咸阳以后，面对那巍峨壮观的宫殿、美貌如花的宫女以及数不胜数的奇珍异宝，换了谁都会忘乎所以，陶醉于其中，不享受一下这眼前的幸福那就枉度此生了。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不例外，一时间情不自禁，被秦宫里的这一切宝物迷住了，竟然想留居宫中，安享富贵。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做是自毁前程，可一般人都不愿带头劝谏，只有武将樊哙冒死犯颜强谏，直斥刘邦“要做富家翁”。然而，刘邦根本听不进去。部下的一些贤达志士对此心急如焚，却又干着急没办法。在这关键时刻，张良挺身而出，他没有直接批评刘邦，而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现在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

不要小看张良的这番话，虽然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用了“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麻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刚柔相济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愉快地接受了张良这番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以待项羽等各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结果，博得了秦民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要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安民措施，赢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

再说著名的鸿门宴，更是张良一语扭转了刘邦集团被项羽歼灭的危险局面。公元前206年2月，项羽率诸侯兵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刘邦却使了一记昏招，命令守军紧闭关门，阻止诸侯兵进关，妄图以此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而项羽可不是吃素的，挟战胜秦军主力之威，正欲一举荡平天下。当得知刘邦已攻下咸阳，十分恼怒，正赶上刘邦部下曹无伤密告项羽，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命令英布督军强攻。同年十二月，项羽大军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涧东北），要与刘邦决一死战。

如果刘邦这时要和项羽决战，肯定不是对手，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历史就得从此改写。这时一个救星出现了，这个人就是项羽的叔父项伯，此人与张良曾有旧交，看来还颇重情谊。在项羽大军决定进攻刘邦的前夜，项伯悄悄骑马来到刘邦军中私见张良，把消息告诉了张良，并邀他一同潜逃。张良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入关，而今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我悄悄逃走，是不合道义的。我必须去向他辞行再走。”随即，张良来到刘邦的营帐中，把项伯所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忙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没有直接回答，为刘邦出谋划策，而是先试探刘邦的底线，于是反问刘邦：“您估计我们的军队能抵挡住项羽的进攻吗？”刘邦有气无力地说：“确实不能。可是事已至此，又怎么办呢？”张良一想，当务之急是打消项羽对刘邦的疑虑，使他放弃进攻刘邦的计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项伯是个关键人物。审时度势，张良给刘邦出了个釜底抽薪的主意：“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是个人精，人情礼数一点就通，问：“项伯和你，谁的年龄大？”张良说：“项伯长我几岁。”于是，刘邦对张良说：“你替我把项伯请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张良出去，再三邀请项伯入帐见刘邦。项伯进帐后，刘邦亲自为项伯斟酒祝寿，并结为了儿女亲家。当项伯酒酣耳热之时，刘邦委屈地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都造册入籍，府库财产严加封存，专门等待项将军来接收。之所以派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宁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并防备有非常的变故发生。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您千万向项将军转达我的心意，我决不敢背弃将军的大德。”一席话，说得项伯信以为真，便交代刘邦：“明天一定要早一点亲自来向项羽谢罪。”项伯连夜驰回鸿门，把刘邦的话都转告给了项羽，并百般疏通，使原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刘邦亲赴鸿门向项羽谢罪，是解除刘邦集团危机的唯一办法，可是此去鸿门又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去还是不去，刘邦真是前后为难。此时张良凭借知己知彼的谋略，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力主刘邦前去，为了打消刘邦的顾虑，张良决心深入虎穴，以便相机而动，能够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第二天，刘邦仅带着张良、樊哙和百余名从骑来到楚营。刘邦一见项羽，忙上前说道：“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侥幸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复见将军。今有小人进谗，致使将军与我结怨。”项羽见刘邦只带百余从骑前来赴宴，而且一副谦恭委屈的样子，不禁动了“妇人之仁”，脱口说道：“这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的。说你要在关中称王，令子婴为相。不然，我何至于如此。”刘邦先入为主，努力从精神上压倒对方，项羽自知刘邦依楚王约，先行入关并无过份之处，自己对刘邦如此这般倒有违约之嫌，顿觉有些理屈词穷。

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块，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入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且说刘邦留下车骑，在樊哙等四将的护卫下，轻骑简从，经骊山、过芷阳、抄近路，不辞而别，秘密地返回霸上。而身在虎穴的张良沉着冷静地与项羽等周旋。此刻他估计刘邦已回到军中，便进帐辞谢道：“沛公不胜酒力，醉不能辞，谨使张良奉上白璧一双，敬献大王足下；另备玉斗一双，敬献范将军足下。”项羽无奈，只好收下白璧，不了了之。范增气得把玉斗摔到地上，拔剑击得粉碎，愤怒地说：“唉！竖子（对项羽等的轻蔑称谓）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必将成为他的阶下囚！”

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张良以其大智大勇，深入虎穴，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猜忌的祸根。

三

张良的谏诤不仅体现在战争时期，就是在刘邦建立新政权后，为稳固新政权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高高的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

回过头来再看张良的这番劝谏，难道他早先不知道群臣对分封的不满情绪吗？那么为什么早点不说，而要等到刘邦问起才说呢？这就是张良的过人智慧了。因为他深知，刘邦这个人既好猜忌，又好记仇，如果他主动反映这个问题，这无疑是在指责刘邦，说不定还会引起刘邦的猜忌，认为是张良在笼络挑唆群臣，这样张良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而这件事情又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后果非常严重，甚至还会由此引起一场内乱。所以当刘邦问起时，他就将早已深思熟虑的计谋献上，这样就不至引起刘邦的猜忌，可谓计出万全。更重要的是，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内部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还有，刘邦最初决定建都洛阳，张良明知洛阳并不适合做首都，可他还是不置一词，因为他知道，刘邦的部下多是江苏、山东一带的人，他们不愿意远离故土。可当一个叫娄敬的赶车人，披着一身破羊皮袄，面见刘邦提出，洛阳这个地方地处平原，无险可倚，“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建议定都关中。当群臣纷纷反对，刘邦犹豫不决时，张良这才力陈洛阳的种种不足及关中的种种优越，这才使刘邦下定决心，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张良作为刘邦的首席谋臣，在建都的重大问题上，为什么反而会落在一个赶车人的后面呢？没有别的，张良只是不愿意得罪刘邦手下的那些实力派大臣罢了。

四

张良不为人先的谏诤为他在楚汉相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一个人倘若光知道建功立业，不懂得在宦海沉浮中明哲保身，那最后的下场一定好不了。而张良恰恰懂得进退取舍韬光养晦。刘邦统一天下以后，为了稳固权力，开始诛戮功臣。张良懂得“卸磨杀驴”的规律，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的下场，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既怕既得利益的失去，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便经常托病，借口练气功，装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样子，渐渐淡出权力圈。于是，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更是恪守“疏不间亲”的古训。

不过，一旦真出了事情，张良还是要用不为人先的谏诤展现出自己的特殊作用，这在太子的废立一事上表现的相当突出。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改变刘邦的这一意图。眼看太子地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的地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决定帮助吕后，但他遵守自己的谏诤原则，并不准备亲自去劝谏刘邦，而是向吕后推荐了“商山四皓”，他是这样说的:这四人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情果然如张良所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硬朗，已是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非常敬重。

张良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智者，虽然帮了吕后大忙，但仍然懂得进退，还是远离朝廷是非，专心致志学习黄老之学，甚至开始练习不进食的气功。因此，张良虽然是汉初功臣，却没被清算诛灭，从而得以善终天年，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身殒”，此话确是至理名言。如果张良不是及时抽身退步，他的命运又能比韩信好到哪儿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