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房玄龄传翻译（寻求 新唐书 魏征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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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 新唐书 魏征传译文
• 新唐书.房玄龄传的译文（节选）

寻求 新唐书 魏征传译文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新唐书.房玄龄传的译文（节选）

房乔，字玄龄，是齐州临淄人。小时候就很聪明，广泛地阅读了经书、史书。工于草书和隶书，善于写文章。十八岁时，被本州推举为进士，朝廷授予羽骑尉的官职。父亲生病绵延十个月，玄龄的心思全部用在父亲的药物和膳食上，不曾脱衣服睡过一次好觉。太宗攻占渭水北边的土地，玄龄驱马到军门求见。太宗一见他，就像老朋友一样，让他代理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已经遇到了知己的人，偏用尽自己的全部心力，知道的没有不马上去做的。每次平定贼寇，众人争着去寻找珍宝古玩，只有玄龄先接受杰出人物，安置到幕府中。当有谋臣猛将，都跟他们暗中互相申重结合，各人都表示愿为太宗竭尽死力。玄龄在李市民秦王府中十多年，常负责管理文牍，每逢写军书奏章，停马立即可成。文字简约义理丰厚。一开始就不用草稿。高祖曾经对侍臣说：“这个人深重地了解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 隐太子李建成因为玄龄、如晦为太宗亲近礼遇，很憎恶他们，在高祖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因此玄龄跟如晦一起被驱斥。隐太子（太子李建成的谥号）将要发动兵变时，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和如晦，叫他们穿道士的服装，暗中带进内阁商量大事。等到太宗成为太子之后，提升玄龄担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玄龄代萧瑀为中书令。太宗论功行赏，把玄龄跟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作为第一等，进爵为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贞观三年，任命他为太子少师，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代理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第二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卜射，改封魏国公，监编国史。已担任总领百司的官职以后，日夜虔诚恭敬，用尽全部的心力，不想让每一个人才失去应当处的位置。听到他人的长处，好像自己拥有一样高兴。他对行政事务明晰练达，并且用文献经典来加以整治。他审查修订法令，意在宽容和平稳。他不以求全来选人，不用自己的长处来要求他人，看他的才能任用，不因他人的地位卑贱而排斥，议论的人都称赞他是良相。 高宗成为太子之后，加玄龄为太子太傅，仍或主持门下省事务，监管编撰国史像原来那样。不久因撰写《高祖太宗实录》成，赐下玺书表彰，赐物一千五百段。这一年，玄龄因继母去世丁忧服丧离开职位，朝廷特地下诏在昭陵赐给他墓地。不久，他又从回本官职位。太宗亲征辽东时，命玄龄在京城留守，亲手写诏书说：“你担负萧何一样的重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军队的兵器、战士的粮食，都交给他下令处置调发。玄龄多次上书说不可轻敌，尤应当警惕小心。不久跟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编《晋书》。 贞观二十三年，皇上驾临玉华宫，当时玄龄老病复发，皇上下诏令他睡在总留台。到他渐渐病重，玄龄追赴玉华宫，坐偏轿入殿，将近到皇帝御座才下轿。太宗对他流泪，玄龄也感伤悲咽得不能自我控制。下诏派名医救治。掌管皇帝膳食的官员每天对他供应御膳。如果他的病略能减退，太宗就高兴得露出喜色；如果听说病情加重，就变得满面凄怆。后病情加重，就凿开宫墙开门，多次派宦官问候。皇上又亲自光临，握手叙别，悲不能忍；皇太子也去跟他诀别。不久去世，享年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