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崛起之1880（中国崛起 高考作文 范文）

本文目录

• 中国崛起 高考作文 范文
• 亚洲美国社会历史问题
• 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家族是如何崛起的又为何没落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几几年说的
• 谁告诉我1980年以后香港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国崛起 高考作文 范文

中国科技的奔腾之心 惊闻中国崛起排在全球十大新闻第一位，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科技的腾飞。曾经，一穷二白的我们造出了自己的飞机大炮，造出了自己的东方红卫星，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那昔日的辉煌更加激励如今奋斗着的我们。科技的进步和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研制，神舟六号、七号、八号的顺利发射和返回，无数科研人员辛勤的汗水得到了回报，此时，胡主席的慰问和祝贺更是鼓舞他们为中国的科技进步鞠躬尽瘁。国家主席亲自为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这对获奖者是何等的荣誉；国家鼓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很好的保护了大家的知识成果。国家政府的支持为科技进步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中国科技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是科技进步的核心动力。文革之后，中国重新恢复了高考，促进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民整体的科学素质显著提高。大学的兴建、教育的普及宛如一场细雨，滋润了中国人民渴望知识的心灵，也为科技的发展培养了浩浩荡荡的生力军。华人在国际科学界也频频获奖，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前段时间，钱学健获诺贝尔奖，更是激励了不少人。随着教育的发展，我相信中国肯定能出现爱因斯坦、霍金式的“大家”，也许他身处国际科技前沿，但他一定会从中国教育中获得营养。中国的经济腾飞也为科技进步提供了雄厚基础。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为中国的科研活动提供了人足够的资金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奖金高达500万元，同时对各种科研活动的赞助、政府的专项拨款，都为科技工作者做好了后勤保障，使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在科研领域任意驰骋。赞颂功绩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自省。中国的科技固然进步了许多，但因底子薄，故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虽然研制出了歼—20，但这只是开始，而外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虽然我们航天事业发展迅速，但外国早已建立了空间站，探索宇宙几十年了；虽然我们已成为科技大国，但许多设备的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离科技强国还有一段距离。现在的我们不应骄傲，而是继续努力，脚踏实地走向科技强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给中国科技一颗奔腾的心，走复兴强国之路。经济诚可贵 民生价更高2011年，堪称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今年，最受国人称道的，莫过于经济发展。年初，一个数据在国内被媒体疯狂转载：据日本公布的2010年GDP数据，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此外，中国经济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亦被视作中国崛起另一特点。无独有偶，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的全球二十一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新闻。有人断言，经济发展，堪称带动中国崛起的龙头。诚然，经济发展在中国崛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了经济实力作支撑，中国在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提升、城市新进程等方面大受裨益，甚至反过来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是中国崛起中最值得称道和最受关注的特点。然而，单靠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推动中国崛起。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这点GDP，13亿人一除一分，人均不到4000美元，只有日本的1/10。而且这4000美元分得还不均衡，一些人多一些，更多的人连这4000美元都不到，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我们还应看到，一些地方经济变好了，居民生活环境恶化了;经济繁荣了，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了;经济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降低了……那些虚的、老百姓没得什么实惠的经济发展，并不值得追求，更不足以成为中国崛起值得称道和关注的特点。相比之下，更需要以改善民生来带动中国崛起!改善民生之于经济发展，正如同引擎之于机车。显然，一个收入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状态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亦即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导位置的社会结构，对于内需的拉动力是最强的;相反，在一个民生状态不容乐观亦即以低收入群体占据主导位置的金字塔形的社会中，其内需拉动力是最弱的。此外，唯有民生改善，人人安居乐业，我们的社会才能平稳运行，中国崛起才能有一个更稳定的着力点做支撑。由此观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这个火车头的拉动作用，更要彰显改善民生这个引擎的核心地位。因为，衡量某一特点在中国崛起中是否最值得称道和关注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能让老百姓切切实实得到实惠、真真切切享受到福利。中国崛起的特点----------零分作文 看到这则材料，俺激动的内牛满面，中国崛起啦，全世界都知道啦！俺光荣、俺自豪、俺……，当片刻的激情逐渐退去，随之而来的无限的感慨，中国的确崛起了，特点如下： 特点一：政府的凝聚力更强了。我敢说，除了家族企业外，中国的政府凝聚力是最强的。君不见那县委、市委、省委，动不动就是这个县长和那个书记是同学，这个主任和那个秘书长是连襟，这个领导是上面那个领导的女婿……，他们团结一致，铸成了钢铁般牢不可破的城堡，外人想进去，运气好的话或许还有两个途径：和他们攀上亲戚——娶了人家凤姐一样的姑娘，嫁给人家蛋疼哥一样的儿子；以钱作为犀利的武器——送给该送的人，送给敢收敢办事的好人。除此两样，别无选择。别天真的以为考个公务员进去你就进到人家圈子里了，且不说选拔过程的操作，就算进去了人家在里面也是主人，你只能是长工。这样的凝聚力去哪里找？ 特点二：国家的战斗力更强了。别误会，军事的我不知道，那是秘密。但是从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来看，那是世界一流。首先，中国的城管战斗力在世界堪称一绝，数不胜数的经典战例我就不说了，英美毛子们都承认了这种战斗力，这不，最近英美词典里就增加了一个词汇“chengguan”，足见我们的城管战斗力之强、影响力之大。更有权威学者断言，拉出中华城管队伍之万一，则倭寇可灭。当然，还有一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文强、武强等这些人民公仆的无私培养下，连国家之暴力机关人民公安都无可奈何，可见其力量之强大。相信他们和城管联手在世界军事史上绝对是“独孤难求一败”。 特点三：国家的钱更多了。不说GDP跃居世界第二，也不说购买了多少老美的垃圾国债，我这小屁书生也搞不懂这些到底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就单单说我们的捐款吧，你给我钱或我给你钱，这个清楚明了好懂。先看看汶川地震，中石油公司及员工捐款1000万，松下在华中日员工向灾区捐款50万元、索尼中国向灾区捐款100万元；再看看日本地震，中石油捐款3000万、3万吨汽油，总价2个亿，索尼、松下分别捐3亿日元（人民币约2400万）。看到了吗？只能有一个解释：中国钱太多了，不需要捐；日本穷啊…… 特点四：“三价”更高了。这绝对是中国崛起的突出特点，首先从油价看崛起，目前93号油价：美国6.38元/升与中国7.85元/升，美国算个鸟；其次从房价看崛起，美国独立别墅精装修（个别州毛坯房禁止出售）带游泳池平均约3800元/平方米，中国“公寓”（美国对除别墅之外的房都这么叫）毛坯房平均约10000元/平方米，美国算个鸟；最次从物价上看崛起，靠，算了，不比了，再比都要比工资了…… 特点五：人民的体质更强了。用一首《走进新食代》来表达我们人民体质的增强并结束本文吧： 总想对你表白， 三聚氰胺对人体无害， 总想对你倾诉， 地沟油作美味饭菜， 千锤百炼的中国人， 百毒不侵走进新食代， 啊-啊-啊， 我们百毒不侵， 走进了新食代。 我们吃着苏丹红， 药浸龙虾红起来， 我们吃着染色的馒头， 瘦肉精猪肉端上来。 一身是毒的生意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食代 新奇事情无限精彩。 让我告诉世界， 大头娃娃多么可爱， 让我告诉未来， 中国培育着新胚胎， 勇于创新的生意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食代。 啊-啊-啊， 带领我们走进， 走进那新食代。 ——靠，坏了，太投入了，没时间了，中国崛起特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让我文思如尿崩，算了，阅卷老师欲知其他特点，给偶高分再说。

亚洲美国社会历史问题

华人移居美国已有200多年历史，比其他任何亚洲裔少数民族都早。华人对美国的贡献，特别是早期对开拓美国西部和发 展经济的贡献，以及近数十年中对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都是业绩昭著，获得普遍公认的。 但是，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而在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中被视为精粹成分的美国华人，其地位和境况虽然比过去有很大改善，却仍未达到同其贡献相称的程度。原因有各种各样。然而从根本上讲，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使少数民族群体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平等地位。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的勃兴以及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增强，这一从属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属于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群体，一般地要比白种人少数民族群体受到更深刻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 的《排华法案》，20世纪30年代前后猖獗一时的种族主义迫害，对不少人是记忆犹新的。如今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社会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少数民族的境况比起半世纪或一世纪以前来也同样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就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仍是很不够的。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种族混杂。本文仅就美国华人境况的历史变迁概括地作一探讨。 早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最早到达美国的华人据记载是美国立国以后不久，由经营贸易的商船于1785年从广州驶回巴尔的摩时带回的三名海员。随后便陆续有其他海员、商人等到达美国。19世纪初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开始选送中国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到19世纪中，蒙受了鸦片战争带来屈辱的中国社会，呈现着动荡不安、困苦萧条的景象。更多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出洋谋求生路。这一时期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四出掠夺和开发殖民地攫取原料，新兴的美国也开始开拓边疆以发展经济，从而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当时还流传着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发现金 矿的消息。这对渴望谋 求生路的人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大批华人劳动力源 源奔到美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五六十年内，到达美国的华人共有32.2万人。其中既有被招募的华工，也有被拐骗的“猪仔”，还包括一部分商人、工匠、仆役等。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抵达美国后首先落脚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亦称三藩市)和加州其他城镇。他们可以说是美国华人的先驱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华工。从开矿到筑路，以至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中央太平洋铁路于1863年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西段时，便 有大量华工投身于这项宏大的工程。到1869年5月，当这段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门特利(Promontory， Utah)同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时，筑路工人中已有90％以上都是华工。铁路筑成之后，很多华工又转向加州的农田。到1884年时，加州的农业劳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华人。此外，华人在兴建西海岸的捕鱼、服装、鞋靴、烟草 工业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这批华人先驱者的历史依然充满屈辱。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国际上无权无力，留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各方面都备受欺凌。当时对华人的歧视还毫不隐讳地反映在一系列法令上。 早在华人开始大批到达美国的1852年，加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外国矿工执照税法》，对每名华人矿工每月征收税金3美元。这项税金收入在1870年之前竟占加州税收总数之半。1854年，规定有色人种不准在法庭作证反对白种人；1860年，规定华人儿童不准入学；1862年，规定没有付过矿工税的华人必须付警察税，这就迫使每个华人都得付这种税，虽然名称不同；1872年，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地产，也不向华人发商业执照；1880年，更规定加州的公司或个人都不准雇用华人。这一连串露骨地歧视华人的法令正是呼之欲出的全面排斥华人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前奏。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已发生经济困难的局面，失业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一些美国政客迁怒于华工，掀起了排华运动，终于在1882年由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经总统签署生效。这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 这一法案禁止华工去美国，已在美国的华人也不准入籍。这导致盛行于加州的反华运动扩展至全国。聚居在各地的华人常遭骚扰和攻击。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Rock Springs)发生的暴动事件竟导致华人18名死亡、55名重伤。 在毫无法律保障，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少华人不得不离开美国。美国华人的人数在1890年时是10.7万人，到30年后的1920年减少到只剩6.2万人。1924年通过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进而把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都拒之门外，对于华人则禁止把在华家属接往美国。在种种歧视刁难和遭到种族隔离的情况下，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即被称为“唐人街”(现通称“华埠”)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只能从事最卑微的劳动。华人的这段早期历史确实是一部血泪史，其所遭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压迫和剥削、排斥和打击，是现代文明人所难以想像的。 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接纳移民的政策基本上是限制性的。它所实施的按国籍给予配额的制度就是限制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主要措施。1924年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虽然对中国也有配额，但碍于《排华法案》的存在，根本无法利用这一配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美国和中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善，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当时日本正在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加紧宣传和揭露美国的《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少数民族的事例，进而鼓吹“亚洲人的亚洲”，企图削弱中美之间的同盟关系。美国参议员沃尔许对此不禁发出警告说：“日本的宣传利用了我们排斥和羞辱中国朋友的法律。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宣传都是事实 。而利用无可怀疑的事实正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当时美国的舆论也对政界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加上对战后中国可能成为巨大销售市场的经济因素考虑，促使美国于1943年正式废除了《排华法案》。 废除《排华法案》并没有立即使华人移民人数大增，因为给予中国的移民配额每年仅为105名，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华人长期以来遭受的严重迫害和歧视是开始减少了，但并未彻底消除。只是自那时起，留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归化入籍，在法律上可以取得应有的公民权利了；华人尚留在中国国内的妻子儿女可以用移民身份入境了。华埠长期男女人数悬殊得不成比例的情况开始改变，华人的处境开始有了改善。 1949年的中国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去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因公因私去到美国的各色人等，约5000人滞留下来。以后数年中也断断续续地有人从国内经香港或日本去到美国。所有这些人和老移民之明显不同首先在于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原先并无移民之打算，而是由于客观事态的发展，最后促使他们成为移民的。其次，他们大多数人原籍国内各省各市，并非单单广东。再其次是他们大多数人原来就是城市居民，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因此在各方面都远非早年来自农村的华工可比。从此美国的华人社区开始有所变化。 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新局面促使美国重新修订其移民政策，于是在1952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其中一项新的方针是将由美国来选择接纳什么样的移民，亦即是把接纳移民的问题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的考虑下，而使对种族和社会因素的考虑退居次位。接纳的数量虽仍按原来的配额，但是配额以外的移民种类有了增加。自此之后有为数不少的外国科学家和各种专业人员，包括华裔的在内，被美国选择接纳，成了美籍公民。 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也开始改正一些歧视华人的法律。1948年，加 州废除了《反对异族通婚法》；1952年，经加州最高法院裁决，加州的《外籍人士土地法》被定为不符合宪法。同一年，加州取消了州宪法中的排华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称，各州法院不得在住房问题上强制推行限制性规定，但是自愿订立的协议仍可允许。这一裁决使华人有了合法地迁出华埠，搬到市内其他地区去居住的根据。于是，百年来被限定在“唐人街”的华人逐渐向其他地区分布。这在开始当然也不会顺当。当华人要到白种 人住宅区买房居住时，有时往往会遭到周围的白种人邻居的反对。也因此发生过种族纠纷。华人还开始在华人社区之外寻找职业。为了得到职业保障和争取实现平等就业，华人除了向私人企业谋职外还竞相进入政府服务，有的还担任了公职。在1946年，亚利桑那州的邓悦宁(Wing F. Ong)成了被选入美国州议会的第一位华人州议员。当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时，邝友良(Hiram Fong)当选为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参议员。 从这一时期开始，华人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职业领域如餐馆、洗衣、服装业、手工艺、小商贩等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了在过去属于“禁止进入”的职业领域，如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教育等界。不少华人在他们的专业上显示了巨大的才智，有些还在后来取得了享有世界盛名的成就，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铭、王安等等。 成为转折点的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对美国华人的主要意义在于初步获得了法律上的公民权利，摆脱了100多年来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法律终究是法律。因此总的来说，随着时日推移，种族歧视较前有所缓和，种族偏见也不再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出现了。但是要想从国家的法律上直到人们的思想上都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还远非朝夕之间的事。华人在寻求职业或谋求晋升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隐蔽的障碍。以拥有美国最大的华埠的旧金山为例。这个全市人口中 有5％是华人的加州名城，直至1957年才第一次任命了一位美籍华人当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这类现象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当美国黑人在60年代初期推动保障权益计划时，正在成长和形成中的华人中产阶级成了他们的盟友。人们渐渐明白光靠法律条文是消除不了种族歧视的。法律上赢得的保障只是第一步。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内去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依然不多，因此并未对美国的华人社会发生重大影响。60年代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其他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它对美国移民法案中包含的歧视有色人种的传统观念也进行了冲击。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1952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的修正案，使之成了新的移民法案。它的特点是改变了原来按国籍而定的移民配额，而规定每年接纳来自西半球的移民12万名，东半球17万名，任何国家每年不超过2万名；它还考虑到促成家庭团聚而允许美国公民的配偶及直系亲属在配额之外按一定的比例名额移民入境；它也对拥有专门知识和才能的外国人的移民申请，给予优先考虑并按一定的比例名额吸收入籍。 新移民法案表明美国移民政策的重要改变，它导致过去移民配额较少的亚洲、拉丁美洲和东南欧一些国家有了增加移民数额的可能。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发展也是如此。1965年以后美国的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到1970年达43.5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83％。其中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也有很多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从中国大陆去的新移民是70年代后期开始到达的。按照美国放宽了的限额是每年2万名。 华人新移民的迅速增加，使美国的华人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人口结构方面，原来的华人中大多数是广东人，约占80％—85％。现在广东人和外省人差不多各占一半。随之而来的是粤语不再是华埠唯一的通用语言了，普通话逐渐兴起，尽管南腔北调，大体上相互都能听懂。到1970年时，在全部原籍中国大陆的华人中，老移民中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只占48％，成了少数。多数是出生在中国的新移民。这种情况在几个华埠较大的城市中都如此。新移民在各城市华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纽约为67％，洛杉矶为54％，旧金山为52％。只有夏威夷州，远离美国大陆，新移民还比较少。当地华人人口中美国土生的仍占89％。 华人人口的变化也使华人社区面貌一新。70年代以来，华人在商业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使来自港澳和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产品陆续在美国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他们还重新引发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中国的文学、艺术、服饰、烹饪，以至宗教、武术、针灸、气功等都开始在华人社区内外流行起来。由于新移民中知识阶层相当广，各类文化团体、同人会社、校友会等也纷纷成立。相应地也出现了不少中文报刊。到1980年时，在旧金山湾区就有9种日报，11种周刊；纽约有7种日报，1种周刊。7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台湾制作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已能在美国播映。随着现代电讯技术的进步，中国大陆和港台的日报已能及时在美国出版。所有这些新发展，都是上一代的移民所难以想像的。 促使华人社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华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华人便认识到若想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提高教育程度是必要的一步。因而进大学读学位的华人大量增加。6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来自港台的留学生成了新移民。1970年时，美国的男性华人中已有1/4人口拥有大学学位，这是在美国所有各少数民族群体中最高的比例，而且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同年，从事专业及技术行业的华人已占华人人口的26％，而1950年时只占7％。这主要是华人群体的教育程度有了提高，知识和能力有了增强的结果。 然而另一方面，新移民的大量增加也使某些社会问题一时更不易解决，例如，廉价住房更不敷分配，老年保健问题也难以妥善解决等。不过在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求职的困难。虽然自6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实行保障权益计划，不准在招聘职工时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但是职业技能方面能否胜任，无论如何仍是求职竞争中的必要考虑。有些华人新移民往往由于英语程度不高，从求职竞争一开始就遭失败。有些不懂英语的移民根本无法在华埠之外寻找职业。他们最后只能接受工资较低的、工时较长的体力活。甚至一些有专门技能的新 移民也不免遭到这种结局。 新移民中的少年儿童往往由于不识英语而难以得到上学的机会。上了学的也有不少因跟不上课程进度而不得不退学。青年移民也往往因语言方面的障碍而无法同别人在求职过程中进行公平的竞争。从缺乏受适当教育的机会到缺乏职业上的竞争能力，导致不少青年新移民产生心理上的挫折感和愤恨，使他们比较容易诉诸于反社会的行为。这是导致华埠在这一时期出现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华人群体本身的努力外，这一时期开始推行的保障权益计划(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采取“正面行动”)也是使华人的处境能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障权益计划这一名词最初出现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中。这项命令要求同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的企业实行保障权益计划，确保求职者受雇用时以及雇员在受雇期间所获之对待，不受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的影响。四年后这项命令经过修订成为：“在雇用职工或招收学生时须向过去被剥夺基本权利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机会。”而且，企业中若没有女性职工或少数民族职工(主要是黑人、亚裔、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语裔)，就能以“非法抗拒”论处。自此以后，尽管有些企业主并不愿意雇用少数民族，也不得不按令行事，至少也得雇用几个装装门面。可是对各少数民族群体来讲，这是打开了很重要的一扇门。 保障权益计划之能推行也同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涨的民权运动有关。美国黑人为了要求取消一切种族隔离和争取选举权，进行过多年斗争。最后终于迫使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赢得了反对种族歧视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所有少数民族和妇女从法律上得到了 基本的权益保障。从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算是结束了，但事实上的隔离在某些地方仍然不是立即能消除的。华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比起过去总是有了很大的改善。60年代中期以后，保障权益计划使 华人在求职方面能够进入若干过去根本不雇用华人的职业领域?如电视、广播、公共关系部门，警察局等。正是根据这项计划，使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专业的华人在任职单位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华人并开始担任市议员和法官等职务。70年代以后，不仅是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还有政界、著作界、体育界，都有华裔的人才脱颖而出。华裔妇女江月桂(March Fong Eu)成了加州的州务卿，是当时美国大陆上当选官员中职位最高的华人。到80年代又有华裔吴仙标当选为特拉华州副州长，陈李琬若当选为加州蒙特雷·帕克市的副市长。吴家玮成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第一位华裔校长，田长霖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第一位华裔副校长职务。这些变化和发展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早在60年代后期便有华裔学生利用联邦援助计划回到华埠，针对华人社区的需要开拓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他们在改善社区的保健、教学、就业、住房、娱乐等方面制订了很多方案，旨在改变华埠的落后面貌。70年代初期，成立了华人保障权益协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华人协会(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成为保障民权、维护美国华人权益、反对种族歧视的华人组织。 从60年代到70年代，从参与黑人争取民权运动，参与反对越战运动，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他亚洲人后裔(简称亚裔)进行共同斗争，直至成立华人自己的保障权益组织，正是美国华人群体在长期体验中增强了探求机会均等的意识，萌发了政治醒悟的结果。这一变化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对种族歧视采取的容忍退让的态度，它也开始使华人群体懂得“光扫门前雪”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和斗争才能争取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应该得到的，与自己所尽的义务和所作的贡献相适应的合法权益。 但是，尽管同过去相比取得了不少进展，华人所得到的平等权利距其应得的还差得远。譬如，从80年代起，美国华人人口在亚裔中已占首位，1980年时为80.6万人(其次为菲律宾裔77.5万人，日裔已退居第三，70.1万人)，可是在国会参众两院中没有一位华裔议员。又如，尽管华裔科学家在全美国的科学家中占相当比例，而且成绩卓越，可是由总统指派的最高科学决策机构的百余名成员中却无一人为华裔。因此可以说，近40年 以至近20年的争取华人权益的成就，就全局而言还只是个开始。 目前的情势和趋向 美国的华人社会是亚洲地区以外最大的华人社会。经过近数十年的发展变化，美国华人社会本身也已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华人已不只分布在东西海岸 的少数几个城市中的华埠内，而是向华埠以外以及城市以外的郊区扩展，并且还进而向美国的中西部及南部拓展。但是华人聚居人数较多的城市仍是靠近东西两海岸的传统上为华埠所在地的城市，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西雅图、华盛顿、波士顿，以及夏威夷州的檀香山(火奴鲁鲁)等。过去华人聚居在华埠既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即需要本族同胞的支持和保护。非如此则难以立足或生存。现在这些原来的因素已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新移民不一定须依靠华埠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他们可以在华埠或华埠附近定居，也可以在市内其他地区租屋买房。1970年时，华人是仅次于日裔的美国第二大亚裔美国人。到1980年，华人人口已在亚裔美国人中跃居首位。到1985年又增至107.9万人，占美国全部人口的0.46％。 今天的美国华人中既有延续了好几代的老移民的后辈，又有来美不久的大批新移民；既有只会讲英语而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的洋 生华人，又有只会讲华语，长期在华埠按中国习俗行事的老年华人。当然，大多数还是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各个层次的华人。他们之中既有第三第四代华裔公民，又有30年代和二次大战前后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及近数十年中到美国的新移民。目前华人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从这批人中产生的。 从职业上看，教育程度较高、英语较好、专业知识或技术能力较强的华人都已步入了专业人员或经理人员的行业，或者自己成了企业主 ，反之则依然从事传统行业，如餐馆、洗衣店、小商店之类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前者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后者，但是在经济富裕程度上不一定如此。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变化趋势是前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从占全部华人就业人员的1/4强扩大到占1/3强，而后者的队伍正好相反。 任何社会中的少数民族都会面临一个融合或同化的问题。美国华人也不例外。据1970年的数字统计，加州16岁至24岁的华裔青年中，男性有30％、女性有22％是同异族结婚的。同一时期在夏威夷州华裔青年中的这一比例数字为：男性62％，女性61％。种族融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过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根深蒂固，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自然障碍重重。现在这一障碍从法律上说已经消除，因而异族通婚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不仅华裔如此 。至于同化问题，对华裔来说要比融合难得多。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来自欧洲的白种人移民才会在三代人以后就失去原有属性，同化在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中。其原因，一 是他们外貌差别不大，二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比较接近。白种人的这种同化模式，对一望而知是其他种族的群体并不适用。印第安人虽然人口已减少到只占全 美人口的0.6％，但本来就是美国大陆的主人，历史最久；黑人占12％，是最大的少数民族，早在18世纪就被贩卖到了美国；他们都不能说已经被同化。在美国华人中，尽管在洋生一代中很多人已不会讲华语，并且习惯于美国人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但是全部抛弃中国的传统习俗 ，全部认同美国文化的仍是极少数。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不仅同现代生活不矛盾，还能补足和充实现代生活。其次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近数十年中更习惯于朝多元化发展，对各种异于本身传统的东西更能容忍。何况对一些确实优秀的东西。坚持偏见顽固否定的人当然也有，不过总是极少数。 所有变化中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华人思想上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苏醒。早年的移民长期受欺凌、受排斥的痛苦经历姑不置论，就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情况来看，华人社会中较强烈的是宗派意识而不是政治意识，这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不少人光固守传统，谋求自家生存发展，或是等待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因而对居留多年并对之作出了不少贡献的美国，始终认为是异国他乡，对其社会的恶习弊端也从无纠正改革之宏志。60年代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使美国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激励。华人群体逐步认识到身居美国社会，要保障自身权益便不能不参与美国体制内的政治活动。 70年代中，当亚裔选民组织起来参与各级竞选时，华裔所获的成绩远不如日裔。主要原因：一是传统观念赋予的“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思想已根深蒂固，一时间还不善于以适应美国社会的各种方式来争取应得的权益；二是华人群体内部长期以来不讲团结，各派政见上的 分歧和宗派利益的冲突，妨碍了在共同努力中的协作配合。作为历史最久、人数最多、贡献最大的亚裔少数民族，如果在观念和意识上以及行动策略上不作适应时代要求的修正，并为此进行持续的努力，要想进一步在政治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权益是很困难的。 美国的种族歧视向来是其社会弊病之一，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很多白种人中的有识之士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曾在民权运动中为此出过力。但是要彻底消除种族不平等的种种现象，并不是通过一项法律就能完成的。少数开明的白种人抛弃偏见、停止歧视行为，并不能消除社会上的歧视现象。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确保其特权地位的主要方法。结构性歧视使少数民族难以获得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取得谋理想职业的条件。要想达到和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同样高的生活水平，必须具备同样的“资格”，拥有同一水平的财富。这对少数民族来讲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华人的境况总的来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也是时代进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靠谁的恩赐。但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仍不少。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取得应有的权益，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于美国华人本身的努力。

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家族是如何崛起的又为何没落

中国自古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而依附于权力获得财富的孔祥熙家族更是如此。孔祥熙和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霭龄，共育有二子二女，分别是：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而这四个人中也只有次子孔令杰有一个儿子。孔家人丁单薄，再加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权力根基，孔家毫不意外的最终走向没落。

孔祥熙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有四大家族的说法。有道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四大家族中，以孔祥熙长期把持着民国的财政大权，孔家也因此成为四大家族中最为富裕，也最为贪婪的家族。

四大家族

山多地少，人口稠密的山西地区，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明清两代，晋商更是一跃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孔祥熙1880年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不同于传统的山西商人，出生于清末年间的孔祥熙，系在私塾读过书，也在西方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上过课，更曾留学美国。

孔祥熙

孔祥熙很早就展现了自己超卓的眼光。没从政前就创办了祥记公司，并大发其财。1914年因参与革命活动，流亡日本的孔祥熙在日本横滨与宋氏家族的长女宋霭龄结为了夫妇。有宋氏家族的支持，孔祥熙如虎添翼。

孔祥熙和宋霭龄

中国革命政府成立后，孔祥熙赴广州，担任了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到蒋介石异军突起后，孔祥熙表现了对蒋介石的极力支持，不但极力促成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在政坛上，更是与蒋介石共进退。

而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支持也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蒋介石将孔祥熙视为最重要的钱袋子和财政倚仗。孔祥熙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事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国银行总裁等要职。

蒋介石和孔祥熙

四大家族中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蒋介石在财政方面的专家。但是不同于有自己政见，桀骜不驯的宋子文，孔祥熙从来都是对蒋介石惟命是从。

孔祥熙在掌握民国的财政大权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给自己家族捞好处。尤其在抗战期间，伴随着国内通疯狂的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接连破产、人民日益困苦的现状，孔家的财富也在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长。

孔祥熙

面对孔祥熙为首的官僚买办阶级的贪婪，不但国内舆论哗然，国民党内也对孔祥熙的腐败行为进行抨击，但是有蒋介石的保护，孔祥熙始终未受任何惩处。

除了孔祥熙自己，他的妻子和子女同样是敛财好手。1948年，蒋经国去上海“打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的囤积盐更是轰动一时。但最终，连“太子”蒋经国面对有宋美龄支持的孔家，都无可奈何。

宋美龄和孔令伟

1947年，因贪污丑闻下台的孔祥熙眼看自身复出无望，他以宋美龄重病为由，离开中国去了美国。从此，除了短暂赴台，一直在美国居住，直到1967年因病去世。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指责说：

“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就在我们脚下，纽约的房地产”。

杜鲁门

作为美国总统，如此愤怒的指责，自然话出有因。从中也可见以孔祥熙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官僚，对于包括美援在内的国家资产鲸吞贪污之严重。

孔祥熙到达美国后，在纽约花费了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栋高级别墅。甚至为了方便，还在纽约最繁华的中心，长期租了一个星级旅馆的房间，每天仅租金就高达150美元。可孔祥熙家族在美国的奢侈生活。

孔祥熙

但是，离开了中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权力，孔祥熙家族犹如无水之源，再加上后继无人，虽然坐拥贪污所得的庞大财富，但是孔家仍毫不意外的没落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背景是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了我们被迫与西方列强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的无能以及以此为的退让妥协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的子民，当时的统治者没有勇气和西方列强国家做正面的冲突，以至于矛盾开始升级。

一、清政府的无能软弱

当时清朝的懦弱无能，没有强有力的政府，那么我们在外国人眼里就是非常软弱的，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好欺负的，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也正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无能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激起了老百姓的怨恨，对于西方列强的势力，非常的愤恨，导致了暴力的发生。西方帝国主义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对我们当时的政府进行威逼，利用以及威胁，达到他们占领我们国家卑劣手段。在上海，广州以及一些沿海的大城市都有西方列强国家的租界。

二、政府的退让和懦弱

当时清朝政府一再的退让，让西方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大地上胡作非为，也正是因为当时这种的背景，一些中国华民族的有志儿女开始团结起来，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道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用读书。来拿起捍卫自己祖国统一的武器。当时的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后，开始强占土地。全占土地。建立自己的租界，并且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牌子，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激起了中国有志之士的团结。

所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也是当时的少年立下的宏伟志向，为了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责任感，为了国家和民族未来而奋斗的使命感，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教育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要有志气，要记住懦弱只会被别人欺负，我们只有强大了，有知识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人和高素质的中国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几几年说的

1911年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沿着伟人的足迹前进 1995 刚才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让我想起了86年前的一阵掌声。84年前，也就是1911年，在沈阳东关小学的教室里，者师问：“你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同学回答税为了当官，有的税为了发财，也有的说为了光宗耀祖；年仅13岁的周恩来回答的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语惊人，掌声四起。 人各有志。千百年来，对为什么而读书，有许多不同的回答，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中，胡雪严的父亲胡道宏，几十年寒窗苦读，捱到中举当官之日就中风而死；《儒林外吏》中，吴敬梓笔下的范进，看到自己榜上有名竟当场发癫，在他们心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世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读书当官，成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苦苦的追求， 胡道宏、范进是那么的可笑，可悲而又可怜，相比之下，他们读书的理想是那么的渺小而短浅。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树立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崇高而远大的理想呢? 我们都不会忘记，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页屈辱的历史： 鸦片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定，山东半岛的侵占，东北三省的沦陷， “东亚病夫”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耳闻目睹的事实，—桩桩烙印在少年周恩来的心坎。 岳飞的“精忠报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个爱国英雄的事迹也深深的教育了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不在年高。少年周恩来正是痛心于祖国的落后挨打、饱受侵略，惨遭蹂躏的现实，才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们不会忘记周恩来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刻苦读书的历历往事： 图书馆，他专心孜孜，如饥似渴；旅行途中，他争分夺秒，不知疲倦； “大江歌罢掉头东”，他东渡日本，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为的正是中华之崛起…… 读书，他不满足于学校，他投身社会，深入群众，向工人学习； 读书，他不满足于国内，他放眼世界，投身巴黎公社，洋为中用…… 读书，周恩来不仅掌撮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竖实的基础，也让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更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踏着伟人的足迹，回首历历径事，我们激动不已，面对现实，我们不禁感慨万千。时下，教授下海，学生也下海。大学生下海，中学生小学生也下海。有些学生退出象牙塔的教室，占据商品琳琅满目的三尺柜台，俨然一个精明的大老板；还有些学生60分万岁不亏本，80分惊喜要红包，还美其名曰有商业头脑，一切向钱看。他们跟年少的周恩来比，真是相差太远了。 志当存高远。有了崇高的理想就有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有了恒久的精神动力。那么，我们又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呢? 大家都清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收入、综合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理想。 然而，中华之崛起、民族的强大，光靠理想是不够的，要科技、要文化、要一大批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的建设者，作为跨世纪的新一代，我们应当刻苦学习，为真正实现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同学们，让我们沿着伟人的足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奔向二十一世纪。

谁告诉我1980年以后香港经济的发展过程

香港经济发展过程经过短短的30多年时间，香港从战后初期的转口港迅速发展为今天的远东轻工业制造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令世人为之侧目。香港作为近代城市的发展，经歷过一段相当曲折的路程。现在我们试图从歷史上來追溯香港近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一)转口港形成前时期(1840-1860)古代香港地区曾经有过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以制盐、制香、修船为主，海上运输也颇具规模，屯门、尖沙咀、香港仔等都曾是比较活跃的港口。1841年英国人强行在港岛登陸，1842年正式割占香港后，初期主要是从事最惡毒的鸦片走私活动。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从印度运來中国的鸦片有3/4是经香港转销的，储存香港等待转销的鸦片多达16.5万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受开放五口通商的直接影响，在港的部份外商将其实力分散到新开的商埠，香港的经济地位受到严重打击。据统计，1844年出入港船只仅538艘，总重量189.257吨；至1850年也只有883艘，299,009吨，发展并不快。因此，一些英国驻港官员主张乾脆放弃香港。曾任港府财政官员的M.马丁於1844年报告說，香港没有任何可观的贸易，并且断言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没有任何机会能成为商业中心。他认为由於海盗的猖獗，中国商人社团的阙如，物资供应的缺乏等等，条件远不能与新加坡相比，主张英国政府連一个先令也不应花在香港。但进入5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势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的增加；另一方面，由於1848年之后，美国与澳洲先后发现金矿，中国大陸经由香港前往新、旧金山的人數激增，每年均达數万；加上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如日本、邏羅、朝鲜等)的开放，香港的航运、贸易与日俱增。为适应华侨社会的需要，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和沟通南北交通的“南北行”应运而生，华北、华中等地区出产的花生、大豆、药材、丝绸等中国内地土特产与南洋等地的香料、珠宝、海味、食米、木材等，都经由香港进行转口贸易，1860年，进出港船只达到2,888艘，总重量为1,555,645吨。为这种交往所需的旅馆业、各种商号也纷纷设立。华商很快便掌握了港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商人社团开始在港岛崛起。在这20年中，港岛市区不断扩展，人口激增。最初，市区主要是沿著港岛西北海滨的一个约1公里狭长地带伸展，后來逐步沿太平山坡向上发展，形成上环、中环兩个地区。人口的增加尤为显著，1841年港岛仅有5,600人，至1847年也只有近24,000人。进入50年代以后，由於上述原因，加上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从广州等地区來港人數增多，使港岛人口自1853年的3.9万人激增至1860年的9.5万人。香港己略具近代城市的雏型了。(二)转口港时期（1860-1950年代初期）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的地位，从其确立以至完成，并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变，经歷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以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为标志，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前后的兩个阶段。1.第一阶段(1860-1898年)1860年10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割占了南九龍。从此，自南九龍至港岛间的广阔水域置於英国的实际占領下，这对於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从国际范围看，这时欧美国家已经先后完成或正在进行产业革命，资产阶级正在进行全球性的掠夺与竞争。在这一时期，有兩件事情对於香港转口港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有线电报的铺设。1896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这使得从西欧到香港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了5,000公里以上，欧洲來港航线方便多了。1871年，欧洲的有线电报直通香港，并同时与上海、新加坡直接通报，香港与世界各地的聯系更加密切了。但是，在整个60年代，香港经济却面臨著新的冲击。由於上海港的崛起，香港已经退居第二位，在1856-1866年的10年间，上海的贸易额从993,304镑激增至4,210,947镑，而香港和黄埔的贸易额仅从927,067镑增至1,351,958镑。不过，从香港本身发展的绝对數字來看，速度也还是相当可观的。1870年香港进出港船只达到4,791艘，总重量为2,640,347吨，比1860年分别增长50%。19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标志就是银行业的建立。1865年，汇丰银行正式在港开业，这是总行设在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该行创办初期包括有英、美、德、印度等股份，但主要的投资和创办人则是在远东多年的英国大洋行。在此以前在港开设的银行已有东方银行(1845)、有利银行(1857)、渣打银行(1859)、印度商业银行、阿格拉聯合服务银行、西印度中央银行(1863)等6家。但汇丰后來居上，在港英当局的支持下，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抑制华资，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壟断国际汇兑，为外资在华企业提供资金，等等，在香港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香港已经完全奠定了其转口港地位，据1880年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输入总值，香港占21%，输出总值则占37%。另据有关资料统计，1880年香港进出港船只为5,775艘，总重量为5,078,868吨，1890年则达到8,219艘和9,771,743吨，10年间分别增加了42%和92%。在发展贸易的同时，香港也陸续发展自己的工业，如船坞、火柴、肥皂、制缆、制糖、水泥行业，但规模都还比较小。在此期间，华商的财富迅速膨胀。70年代末，港督轩尼诗就曾在立法局表示，华人已成为港岛的最大业主，港府的税收有90%來自华人；1881年他又透露，香港每季缴地税1,000元的业主18人中，除怡和洋行一家外，余17人均为华人。政治上，华人也开始崛起。1880年，伍廷芳出任立法局议员，这是华人在该局任职之始。其后，黄胜(1884)，何启(1890)等人都先后出任立法局议员。随后华人在港政治、经济势力的崛起，为了建立统一的华裔组织，1896年成立了第一个华商社团－－中华会馆(即现“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担负起“聯乡谊而通商情”的作用。中华会馆的成立标志著华商已经形成一支在政治、经济上不容忽视的力量。1894年8月23日，英殖民地大臣里本曾对港督羅便臣說：“在英政府保护下，香港已变成一个华人社会而不是英人社会……而华人居留地从來是香港繁荣的一个重要力量。”1860年英国割占了南九龍后，港岛与九龍形成了彼此相望的“双城”。通过辟山填海和伸展，港岛方面由坚尼地城到 鱼涌，九龍方面则由油麻地到大角咀、红磡、马头角，都填海建成商业区。居民也从1860年的95,000人(其中外国居民2500人)，增至1898年的254,400人(其中外国居民15,190人)。经过将近40年(1860-1898)的发展，香港最终确立了其转口港的地位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管理、银行、保险、船运等方面的服务随之兴起。1898年6月9日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以此为标志，香港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转口港时期的第二阶段。2．第二阶段(1898-1950)新界，拥有975.1平方公里以及广阔的水域。英国强租新界之后，使香港原有的陸地面积(包括港岛和九龍司)骤增11倍之多，为香港后來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过去地处边界的油麻地、旺角等变为中心地区，7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市镇，也全部分布在新界的九龍半岛上。原來聚居在新界400多个村庄的100,000居民，也使人口骤增1/3以上。香港的发展在这50多年(1898-1950年代初期)中，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先后经受了兩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才得以重建香港的经济秩序并逐步完成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在英租新界后的最初10多年中，香港经济仍有较快的发展，转口港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11年，对后來香港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广九铁路全线通車，内地输港货物由此一部份可以通过铁路直接抵港。另一方面，來港船只与转口货物也有较大增加，1914年达到创纪錄的23,740艘，载重总吨位达22,069,878吨，分别比1898年增加了115%和66%。同时，香港政府的税收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战前的1913年为8,512,308元，比1898年的2,918,159元增长了近2倍。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主要參战国之一，因此香港间接处於战争狀态之下。在大战的四年间，香港的转口贸易大致上处於停滞狀况，甚至略有下降，直至战后的第二年还未能恢復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这种連续几年徘徊不前的情况是英占香港以來所首次出现的。但是，香港的造船业却利用欧美船只因大战而减少的空隙，大力加以发展，黄埔、太古以及海军船坞，相继走上了造船、修船的“黄金时代”，并在战后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积极利用欧洲工业衰疲的空档，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渐趋平稳。至1924年，进出港总吨位已达35,471,671吨，比战前最高年份1913年增长了55%。此后，由於爆发了省港大罢工，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工业等方面均一度受到影响，至1927年后才渐有恢復。据统计，1930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为81,300万元，比1921年的43,260万元增长了88%。20世纪30年代初期，爆发了长达4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世界贸易额减少了2/3，香港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港元暴跌，每元仅值1先令左右。从香港的对外贸易总值看，整个30年代贸易额大致维持在10亿元左右，其中以1935年为最低点。但是，香港的工业发展却从30年代开始渐有起色。1936年，香港启德机场投入民用，这对后來香港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1932年，英聯邦在加拿大渥太华开会，讨論了英聯邦特惠税协定．规定凡是采用聯邦原料或勞工至少50%的制成品，可在英国及其自治領市场享受特惠税待遇。香港於1934年加入该协定。此举对香港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1940年，在港设立的工厂约有800家，雇用工人约3万名，主要有造船、棉织、胶鞋、电筒、罐头食品等行业。这对50年代香港工业的重建有积极影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於12月26日攻占香港，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为止，香港经歷了3年又8个月的日占时期。在此期间，日军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摧毁了战前所建立起來的大部份工业，至1946年，工厂數目急剧下降为366家，外贸基本处於停顿狀态，房屋被毁达19,000单位，居民被强迫遣散回乡。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战后的香港，一片废墟，纸币贬值，资产冻结，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情况十分惡劣。但是，华人资本迅速返回，内地的人才、资金、设备等大量流入香港；香港与东南亚、英、美、澳、加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聯系逐步得到恢復和加强。同时，英方也探取了一些比较明智的措施，例如汇丰银行宣布承认日占时期发行的“迫签纸币”(DURESS NOTES)，恢復信誉，银行和外汇业务逐步恢復常态。至1947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至27.67亿元，比战前最高年份的1931年的12.8亿元增长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50亿大关，达到50.69亿元。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采取了明智的行动，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港商迅速充当了新中国与外界贸易往來的中介人。1951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值激增至创纪錄的93.03亿元，中国占港总贸易额的26.5%，达到24.67亿元，其中中国占港总进口的17.7%，占港产品出口(包括转口)的36.2% ，均居第一位。这是香港转口贸易的鼎盛时期，香港经济也得以迅速恢復。在这短短几年中，香港经济之所以得到迅速恢復，主要原因显然是由於对中国大陸的转口贸易所带动。此外，战后人口也迅速增加，1947年便超过战前的水平，达到180万人，1950年达到206万人，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勞动力资源。但是好景不常，香港经济很快又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蓄意与中国为敌，对华实行禁运。战后刚刚恢復和发展起來的香港转口贸易便一落千丈，1952年对外贸易总值急剧下降到66.78亿元，比上一年锐减26.5亿元，几乎减少了1/3。同年对大陸的输出也从上一年的16.04亿元降为5.20亿元。此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連续三年下降，经济前景岌岌可危。香港经济向何处去？这是进入50年代以后所急待解决的问题。(三)工业化时期(1950年代起)1.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50-60年代)20世纪50和60年代，香港经济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从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大陸解放前夕，内地的大量资金，设备从上海、广州等地流入香港，并带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战后我国内地工商界特别是上海的厂家从英、美等地订购了大量的纺织机械等工业设备．此时也因大陸局势变动不再转入内地，而直接启运香港设厂投产。据有人估计，1946-1950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的形式从中国大陸流入香港的资金不下5亿美元。在1949年第一季度申请登记设厂的工厂中约有60%是从内地迁港。这些内地迁港工业包括纺织、橡胶、五金、化学、火柴等，对於战后香港工业的重建与发展有重大作用。与此同时，面对著局势的变化，过去一直占据优势的英资财团(例如怡和财团)有一些表现出信心动摇。怡和大班约翰.凯瑟克曾经发出“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的悲哀，采取股票上市，变卖资产，套取现金等手法，准备后路。而汇丰以及渣打银行则采取了一些比较明智的措施，为香港的工业发展包括纺织、成衣、金属制品、塑料、化学工业、船舶修造、饮料、香烟等提供了相当數量的贷款。东南亚的华侨以及其他外资也大量流入香港。据估计，仅1949-1950年流入的资金约达10亿元之多。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和英聯邦国家作为香港制造品的重要出口对象外，1953年美国容许港制品输入，此后美国逐步发展成为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这一切无疑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是这样，香港逐步获得了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设备、勞力以及市场等条件，尽管在1957-1958年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经济发展速度到影响，但它终归完成了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转变。萌芽於30年代的香港工业，至1947年只有工厂961家，雇用人數47,400人；1959年激增至4,541家，雇用人數达177,330人；1959年与1947年相比，厂家和雇用人數分别增加了3.7倍和2.7倍。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贸易中，港产品的比重已上升到69.6%，取代了转口贸易的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主要是工业、外贸)有了较快的发展，为7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这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东南亚政局动荡，不少人夹带资金來港；内地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原准备在内地投资的华侨转而将资金投进香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西方资本大量渗入香港；而香港本身除了1967年曾发生反英抗暴而受过短暂的冲击外，政局一直比较稳定，这就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棉纺、织布、制衣、塑料以至新兴的电子、钟表、玩具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1960-1969年，香港制造业工厂从5,346家增加到14,078家，雇用人數从224,,400人增加到524,400人，分别增加了1.6倍和1.3倍。同时期的港产品出口值则从28.67亿元增加到105.18亿元，增加了2.7倍。进出口贸易总值也从98.01亿元增加到280.9亿元，增加了1.9倍。此外，房地产、建筑、金融业等也相应有所发展。2.工业现代化、多元化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70年代后)70年代以來，则是香港工业向现代化、多元化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阶段。70年代的香港经济，不論是在加工工业、对外贸易还是交通运输、金融、建筑、旅游等都有迅速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以加工工业为基础、以对外贸易为主导、以多种经营为特点的工业城市。以工业为例，香港注册厂家从1970年的16,507家增加到1980年的45,025家，雇用人數则从549,178人增加至907,463人，分别增加了1.7倍和0.7倍。1980年，港制品输出为681.71亿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69.4%，从事制造业人數则占总就业人數的40%左右。据统计，1980年香港总产值(时值)为1,060亿港元，按人口平均的产值为20,933元(约合4,080美元)，在亚洲仅次於日本而略高於星加坡。70年代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具有一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完全相同的特点：出口导向，工业与贸易有共生关系；轻工业占优势；小型企业占多數，适应性强，等等。这些特点是由香港本身所固有的小环境决定的。香港本身缺乏自然资源，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主要依赖进口；人多，地小，但拥有世界天然良港；内部市场有限，产品大部份需要出口。香港工业的发展，从原料的输入到产品的输出，都得依赖於对外贸易，如果没有外贸，香港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就会窒息。另一方面，由於轻工业具投资较少、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适应性强等优点，所以香港一开始便走上发展轻工业的道路。目前，香港轻工业的工厂數、雇员數和出口额在工业中均占95%以上。在轻工业中，又比较集中於成衣、纺织、塑胶、玩具以及电子、手表等行业，1980年这些行业出口额约占香港制品出口总额的72%。其中60年代发展起來的电子工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80年出口的电子产品83.06亿港元，占港产品出口总额的12.3%，雇用工人88,883名，成为仅次於制衣业的第二大行业。此外小型企业居多又是香港工业的另一特点。以1978年为例，雇员在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占全港工厂总數的92%，雇员人數占41%，而且工厂的平均人數还有下降的趋势。企业规模小，生产容易调整，适应性比较强。在同一时期，香港的对外贸易也令人为之侧目。1980年的贸易总额已经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98.94亿元，比1970年的328.46亿元增加了5.4倍，居世界第20位。其它如交通运输、旅游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被誉为国际航空中心、海运中心和旅游中心。此外畸形发展起來的房地产业尤为引人注目，这裏限於篇幅，就不一一枚举了。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金融业的崛起，成为仅次於紐约、倫敦的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和仅次於倫敦、苏黎世的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埸。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在有利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形成的。70年代以來，香港政局比较稳定，与东南亚、日本、欧美各国的聯系日益密切，同时，随著香港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崛起和房地产的畸型发展，它需要金融业的发展予以配合，这是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金融资本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批跨国金融机构涌进香港，使香港的金融结构和经营业务发生巨大的变化，日趋国际化。从地理上看，香港处於一种适中的地理位置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之一，处於有利的时差区内，可以充当紐约与倫敦金融市场的中继站；这一有利的条件，加上港英当局所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使得香港地区的信贷等活动特别活跃。1978年3月，港英当局撤消了不增发银行牌照的禁令，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内，持牌银行即增加了41家，支行數目也大增。在香港金融領域中，外资的活动尤为突出。据港英当局统计，至1982年底，在香港的131家持牌银行中，有94家的资本來自香港以外的19个国家和地区，约占72%；而在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中，外资则占80%。至1982年底，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中，有63家在香港设立分行或办事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转站的作用日益加强，各行对国外供款和预付款在10年中从2.04亿元增至207.78亿元，年增58.8%，其中最多为印尼、南朝鲜、台湾、马來西亚、日本、澳洲、巴拿马、菲律宾、泰国、印度、新西蘭等，基本上是亚太地区。财团聯合贷款數量大，范围广，一些跨国银行、财团相继取得20多家华资银行的部份股权，如汇丰对恒生(61%)，美国花旗银行对远东(76%)，日本三菱对廖创兴(25%)，富士银行对广安(55%)等等。当地登记的持牌银行中，接受外资某种控制的己过半數。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其利弊一直有所争論。但是，它对於促进今天香港经济的繁荣局面，显然有著重要的积极作用。